文/Henry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听古典音乐，到现在有十几年了。说来《傅雷家书》对我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时天天在中国古典音乐论坛泡着，听众人谈论音乐会、唱片、艺术家，聊中西文化比较，自然对傅雷和他的音乐评论不会陌生。那是我出国后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成长最重要、给我烙印最深的时期，也是一断无忧无虑其乐融融的时光，但我始终从未对这本书和这个人写过什么东西，也许是因为接触的很多，家常便饭了，反而不太在意。感谢多年以后的这次读书会[1]，让我终于有机会能坐下来聊聊我对这本书的认识了。
这本《家书》对中国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乐迷来说，几乎无人不晓，正巧这批人也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西方文化阵阵飘香般从渐渐敞开的家门外传进来，使很多精神饥渴的年青人真正地心动了一把，陶醉了一把。抛开那些在今天看来苛刻的教子观念不谈，对大多数乐迷来说，这本《家书》里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能是他们父子间对艺术的真诚交流。傅雷对众多音乐家和音乐作品的见解，在我们看来，是可以拿来与作品对照着听、对照着读的，也因此，它可以作为很好的艺术启蒙读物。我现在看傅雷当年的一些议论，其实并不比一些资深乐迷见解更独到更深刻，傅雷的评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明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全中国还有那么一个家庭对艺术尤其是西方艺术有如此的执著和热情，还有那样的家长那么在乎子女精神世界的成长，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得。正如陈丹青会感慨，现在恐怕很难找到“那样的家长给子女写那样的家书了。”
如mhh所说，傅聪很少给父亲回信，她提出了两个客观原因，这些都很有道理。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父子二人的关系向来不好。这是因为傅雷先生的性格是那种传统文人士大夫型的，刚毅、秉直、疾恶如仇，而且家教甚严。这个时候如果儿子遗传了这种性格，那么两个性格都有棱角的人在一起就会很痛苦。而且我认为傅聪性格中应该会有叛逆因素，他是在那种传统的“棒打出孝子”观念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父子关系是很难调和的，这些我们可以从《家书》中傅聪母亲的话里读出来。傅雷这种性格，也是后来酿成他的人生悲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是一个烈士型的人物，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正像他译笔下的贝多芬和约翰·克里斯托夫一样，始终与命运纠缠在一起，而他心中敬仰的可能也是这样的人物，对这些理想型人格的仰慕和想像反过来又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自己的人格。始终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他在《贝多芬传》序言里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 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 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他最终通过自己的人生对这段话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后来这段话被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绝食的学生们用在绝食誓言中，不会是偶然。
说说傅聪。我个人认为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钢琴家，在今天的中国乐坛，如果还有大师的话，那我想就是傅聪了吧。中国当然还有郎朗、李云迪、陈萨，这些年轻人当然才华横溢，可他们毕竟年轻，我的感觉是年青人最好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光环，否则会毁了他们。当年海菲茨说，“神童”这个词不知道毁了多少青年才俊，着实道出了文艺界的一些真相。对于艺术家来说，我想更重要的是人生经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因为这些东西给一个人的艺术增加了厚度和广度，使它变得更加浓厚、沉淀、值得玩味、经得住推敲。就像酒一样，年头越久，香味儿就越淳。我们看傅聪先生，他就是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人。他虽然多年不在国内，但从五十年代开始，家里就不断地遭遇打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摧残，最终以家破人亡收尾。这对他来说，在心理和精神上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是我们常人想像不到的。何况他常年漂流海外，家庭的劫难，再加上游子的思乡之情，身在异域的文化冲突，自己婚姻生活的失败，当这些因素加诸在一人身上时，它们就可能对这个人产生某种“化学反应”，锻造和锤炼他的灵魂，所谓百炼成钢。
我非常幸运，2013年春天在青岛看过他的一场音乐会。他弹的是德奥作曲家的晚期作品，一首贝多芬晚期奏鸣曲，一首舒伯特晚期奏鸣曲，还有几首斯卡拉蒂奏鸣曲。年逾八十岁的傅聪先生，以沉静地姿态，将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内敛和自省表现出来。那是何等的淡定和从容，几乎像演奏者在述说自己的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毫无夸张和惺惺作态，也无少年人的轻率和张狂。须知这是年逾八十的老人在演奏同样处在人生晚景的作曲家的作品，这是贝多芬的绝唱，恐怕也是傅聪自己的挽歌。他的斯卡拉蒂也有一股纯真清澈之气，真似“识尽愁滋味”的过来人，将过去留给了过去，在人面前却只是淡淡一笑，道声“天气凉了。”最后一首曲子弹完，傅聪起身向全场观众谢幕，他看着观众，微微地点头、微笑、走入幕后，情绪始终是平和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次读书会上，mhh最后问在场的朋友里有谁读过这本《家书》，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人举手，看来现在连这本通俗易懂的书也渐渐无人问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