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的日期都是去年为限，请谨记！
顾彤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原本7月（2013年），英超的阿森纳俱乐部预计会在中国打一到两场商业比赛。但是，经过多次协调，中国的几家赛事主办方均因出场费或时间等缘由选择了放弃，阿森纳夏季之行的目的地，也从中国变成了越南、印尼与日本。
作为阿森纳俱乐部的亚洲商务总监，顾彤有些无奈地说：“我们当然希望（阿森纳）能来中国，我们的目标市场在这里，但有很多现实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6月（2013年）下旬，顾彤出差去了一趟越南，目的是为越南7月份的商业赛预热。作为这次活动的负责人，他请来了阿森纳传奇球星永贝里（选择永贝里在退役两年后，准备复出参加印度超级足球联赛，但赛程只有两个月）作为其形象推广大使。在越南的两天里，顾彤与永贝里参加了大大小小将近10场活动。与之相比，去年夏天阿森纳来中国比赛期间，三天时间内举办的活动达到30多场，其中不乏他们为推广中国市场而主办的一些活动，比如主教练温格去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以及与500多位球迷的Party等。
几乎在同一时间，欧迅体育董事长朱晓东飞到上海，与巴萨俱乐部官员做最后的谈判。谈判中，朱晓东能给巴萨开出的出场费是110万欧元，与对方220万欧元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最终，巴萨取消了来华计划。
王树延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作为商业足球赛主办方中奥延旭的总裁，王树延在5月2日（2013年）依然在为促成比赛而努力。按照规定，在4月30日前，AC米兰所要求的50%出场费（110万欧元）必须到账。尽管中国进入“五一”小长假，AC米兰也放宽期限到5月3日付款，但王树延在资金上依然没有斩获。在各种努力都无果的情况下，王树延只好取消了原本这个夏天在中国举办AC米兰对阿贾克斯的比赛。
已经在鸟巢举办多届的意大利超级杯，今年（2013年）也遭遇停摆，原因是尤文图斯单方面爽约。尽管意大利足协多次出面说服，但其坚持要去美国打比赛。与此同时，热刺、曼城、巴伦西亚等俱乐部来华打比赛的计划均已落空……
原本，位数为奇数的体育赛事小年，往往是欧洲足球豪门访华参加商业比赛的合适年份，因为没有世界杯、欧洲杯和奥运会的干扰，俱乐部出行更好安排。但与往年七八月份在中国密集举行的商业足球赛相比，今年这个夏天，商业赛出现了“空档期”，足球豪门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中国内地。
一时间，主办方、俱乐部、球迷均报以悲观态度。“商业赛到了瓶颈期，很多主办公司都另辟蹊径。”曾邀请多支欧洲俱乐部来华的中体博蓝总经理秦铮说。
“对我们来说，商业赛就像赌博，不可能每年都不计成本去赌。”朱晓东说，今年的“空档期”与此前商业赛在中国的乱象不无关联，“俱乐部及主办方都应该好
好反思”。
搅局者
拥有15年足球行业经验的朱晓东，曾在日本足协、福特宝公司工作过，也参加过国际足联的培训班。2006年，欧迅作为国际足联在中国办公室的特殊身份成立，朱晓东任董事长。当时，国际足联在中国的很多招商项目都通过欧迅达成，凭借在行业内的资源和人脉，欧迅和朱晓东的生意一时间风生水起。
不过，尽管如此，朱晓东对商业赛的无序氛围还是一筹莫展。
2010年，欧迅与巴萨曾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彼时，朱晓东作为巴萨的中国代表寻找合作伙伴，并最终与时博国际签约。尽管时博国际第一次试水商业赛以亏损告终，但巴萨与朱晓东均是赢家。
有了这样的合作基础后，朱晓东便想把巴萨的商业赛一直运作下去。2012年底，当巴萨把有意在今年夏天来华打比赛的计划告诉朱晓东后，双方便开始沟通。朱晓东的出场费报价是160万欧元，但巴萨一名官员私下说，他们的心理价位是220万欧元。
双方正僵持不下时，上海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半路横空杀出。这家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的公司，以350万欧元的高价向巴萨报价，是欧迅的两倍多。
尽管巴萨对这家小公司有所顾虑，但面对350万欧元的价码还是把主办权给了他们。“巴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想法很简单，有钱就来，没钱就不来。”朱晓东说。
当然，巴萨的要求是要在合同期限内付全款，而不是款项的50%，因为在2010年巴萨来华时，主办方至今还有50万欧元未能给到位。
不过，巴萨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今年（2013）3月，巴萨俱乐部官员前来上海原本是要召开商业赛新闻发布会，不过却最终宣布取消比赛。赛事主办方以350万欧元与巴萨签约的同时，却并没有在规定的期限里找到赞助商，最后只好与巴萨毁约。
此时，巴萨不得不重新找到朱晓东。“我现在没办法给你承诺，因为距离比赛只有4个月，仅批文就需要两个月时间。”朱晓东对巴萨官员表示。
最终，朱晓东向巴萨报价110万欧元出场费，但与对方有分成协定：如果比赛盈利超过50万欧元，那么就让巴萨拿够160万欧元，剩下的归朱晓东和欧迅；如果不盈利的话，巴萨就只能拿110万欧元出场费。由于有了2010年50万欧元“烂账”的经历，巴萨对这样的分成并不买账，最终只得取消了中国赛计划。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之前与巴萨合作的那家小公司的政府担保书上，英文写的是“上海市体育局”，但中文写的是“上海市长宁区体育局”，而举办地点则是上海市徐汇区。
“那个红头文件漏洞百出，而巴萨却没有看出来，最终不仅自己吃了亏，也为其他俱乐部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对于这起颇具戏剧性的合作，朱晓东不无感慨。
很快，这起事件就在欧洲各大俱乐部传播开来。顾彤在与伦敦总部召开电话会议时，英国同事便询问此事。毫无疑问，这严重影响了欧洲俱乐部对中国赛事举办的信任。据顾彤透露，每天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中，有70%的合作都是经不起调查的。
“如果想跟英国俱乐部打交道，最好先把自己做规范些。因为与欧洲其他俱乐部不一样，阿森纳是非常严谨的，想要‘空手套白狼’几乎不可能。”顾彤说。
在过去，很多中国赛事主办公司，均希望先签下赛事合同，然后再找赞助商，最后以赞助商的资金来向俱乐部支付出场费。如果有赞助商愿意买单则皆大欢喜，一旦赞助商敲定不下来，赛事主办方只有单方面毁约取消赛事。事实上，这种商业足球赛一直缺乏政府及行业监管，造成很多公司敢于冒险试水，因为即使单方面违约也不用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此前，巴萨、AC米兰均遭到过中国公司的单方面毁约，但却并未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这种临时取消对俱乐部的利益损失很大，因为很多计划都是提前准备好的。”顾彤一再提醒中国赛事公司要成熟、专业，不能靠一两场比赛来投机取巧。
合力万盛董事长王辉也面临过和朱晓东一样的遭遇。今年（2013年）初，王辉商谈南美超级杯来华比赛事宜，他给出的报价是250万美元，但对方要价300万美元。一位行业人士透露，以南美足球的影响力，100万美元以内足够了，两支球队的话最多200万美元。
但是，这时有一家公司报价350万美元，于是对方毫不犹豫地将王辉丢在一边。
对于这种现象，体育评论人颜强直言不讳地说：“商业赛没有政府监管，也没有民间协会组织管理，这就意味着什么公司都可以进来，好的公司可能会莫名其妙地被挤跑了。”
鉴于中国商业赛的混乱现状，很多企业不愿参与其中，因为在其赞助商业赛的过程中，利益无法得到保证，整个程序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2003年，皇马俱乐部七大巨星访华，七匹狼付出400万元成为唯一指定的服装赞助商，按照与赛事主办方高德公司的签约规定，七匹狼除了拥有皇马球队集体形象的使用权外，还可以在比赛球场比较理想的位置摆放广告牌等权益。但最终，高德公司并未兑现这些承诺。
赔本生意
很多内部人士认为，中国商业赛之所以处于现在的艰难境地，各大俱乐部高昂的出场费难辞其咎。现在，像皇马、巴萨、曼联这样的顶级俱乐部出场费在200万至250万欧元之间，拜仁慕尼黑、米兰双雄、切尔西等俱乐部以150万至200万欧元的价格紧随其后–这还不包括机票、住宿、安保、推广等费用。
算起来，一场商业赛的总成本在3500万至4000万元人民币（出场费2500万元+其他费用1000万至1500万元）之间，甚至有时会达到5000万元或更高。
对于主办方来说，这样一场比赛的成本支出无疑是巨大的。在收入方面，媒体版权可以忽略不计，只有靠票房与赞助商来支撑。以2009年意大利超级杯为例，红牛的赞助费是1000万元。这也就意味着，主办方要想不亏本，剩下的2500万元成本就只能通过票房来获取。这笔账算下来，每场比赛定价500元一张的门票，至少要卖掉5万张才能保本。
“除了2011年的米兰德比、2003年的皇马中国行，其他任何商业比赛都不可能卖出5万张门票。”颜强说。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已在中国进行了近20年的商业赛，盈利的不超过4场，很多赛事主办公司都因此入不敷出。
那么，主办方如何补缺这个漏洞？事实上，各地政府有一笔“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方，政府会对关注度高的赛事给予补贴或奖励。主办过意大利超级杯的合力万盛以及中奥延旭等都从中得到过奖励，这样基本可以持平或略微盈利。
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主办方想以商业赛作为跳板，借以获取其他利益的局面。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商业赛主办方的背景多是房地产公司，它们最看重的不是比赛的成功与否，而是以此获取拿地或免税等形式的补贴。
不过，政府才是这项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体育界人士李端透露，从今年开始，政府的这部分资金不再对商业赛等赛事进行补贴或奖励，转而投向群众性的基础项目。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盈利把握或其他收入来源，否则一般公司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争夺举办商业赛。“对于那些赛事主办方来说，现在没有规律可循，完全是在碰运气，盈亏都没有把握。”李端说。
当然，欧洲俱乐部依然梦想借助商业赛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但事实上，他们所谓的“开发中国市场”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
对于任何一家俱乐部来说，每周都能接触到它的消费者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受地域、文化的影响特别大，要想让一个海外市场完全接受它，并不现实。”颜强表示，各大俱乐部之所以热衷在海外举行商业赛，一方面是为了纯粹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想提升海外市场的球迷数量，以此来帮助提升本土收入。“如果阿森纳在中国有1000万球迷，活跃用户100万的话，那么俱乐部在与赞助商谈判的时候，要价就会更高。”
在这方面，曼联是做得最好的一家。
去年，欧迅在组织曼联上海行的时候，曼联的要求是比赛时场馆必须爆满。当时，曼联正在与雪佛兰谈判球衣胸前广告的6000万欧元大单，而在上海举行的商业赛则是作为其在中国影响力的一次试水。
结果，比赛前几天还有13000张球票没有卖完。于是，曼联俱乐部找到朱晓东，提出他们要买一部分票送人的要求。“买票送人会破坏这个市场，这是商业比赛，我们是主办方，必须把权力交给我们。但由于曼联当时正在与雪佛兰进行商业谈判，最后我们还是妥协了，让他们在最后一天买票送人。”朱晓东说，最终曼联也如愿与雪佛兰签下了单赛季6000万欧元的7年天价合同。
实际上，曼联的这种做法在英国名为“远程启动”。曼联一直宣称在全球有3.3亿球迷，而中国就有接近1亿人。事实上，它并不是通过这3.3亿球迷获得直接回报，而是把其作为与赞助商谈判的商业筹码。
阿森纳同样想借鉴曼联的成功经验，它是国外俱乐部中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顾彤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球迷群体，将其在中国的1000万球迷团结在一起。以2011年为例，在与杭州绿城比赛前夕的发布会上，阿森纳的23名球员全部到场，与媒体及球迷互动，而一般俱乐部只能带两三名球员。现在，尤文图斯也在进行这样的尝试。今年，朱晓东与尤文图斯签订了5年的推广协议，费用是10万美元左右，包括新媒体推广、团结球迷等活动。前段时间，他还邀请了一部分媒体前往尤文图斯俱乐部参观。
用颜强的话来说，这么多年来，这些欧洲俱乐部拓展海外市场的策略从来没变过，一直是“哪儿有钱，往哪儿走”。
转型之路
无疑，对于这些大牌俱乐部来说，中国商业赛的取消，无论对其短期收入还是拓展海外市场的长远规划，都是沉重的打击。而同样受到打击的，还有前些年把商业赛做得风生水起的各大赛事主办方。
中体博蓝总经理秦铮愈发觉得，做商业赛门槛在变得越来越高。前段时间，他出差去了一趟德国法兰克福，原本他希望将欧冠新科冠军拜仁慕尼黑带到中国打比赛，德甲也有很强的推广愿望。但对方给出决定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而这一个月内，秦铮很难找到赞助商，赛事推广等方面的工作更是无法展开，所以无奈最终放弃了。
这不是中体博蓝一家主办方的困境，而是整个行业内现状的真实写照。“现在，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往哪走，应该如何把商业赛再做起来。”秦铮有些焦虑地说。
为了获取答案，秦铮与他的同事魏纯正在从时间的维度来研究中国的商业赛之路。他们发现，在近20年的发展轨迹中，中国商业赛总是难免会遭遇波峰或波谷，但总体趋势上，让人很难接受的是，它却是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1994年5月，中国商业赛拉开了序幕，当时中国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4比2大胜意甲的桑普多利亚队。彼时，高德公司作为赛事主办方，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此后几年，陆续有欧洲豪门球队来华淘金，但随着中国球迷对国外球队新鲜感的降低，商业赛很快陷入低潮。
第二次高峰是2003年，当时“非典”刚过，高德公司运作了凑齐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球星的“银河战舰”来华比赛，反响近乎达到顶点。由于欧洲俱乐部每年30%增幅的出场费，让以高德公司为代表的主办方很难获利，2005年皇马再次来华后，商业赛又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不温不火的境地，体育公司很少触碰商业赛。少有的几场比赛，比如2007年巴萨中国行，主办方都巨额亏损。
2008年奥运会后，作为后来者，王辉与他的合力万盛进入商业赛领域，他们在2009年策划了意大利超级杯在中国的比赛，而且打破过去只是热身赛的一贯传统，第一次将正式比赛带到中国。“在比较了英国社区盾杯、德国超级杯、西班牙超级杯后，我们发现，只有意大利超级杯有在国外举办的历史，所以我们就从它下手。”曾是合力万盛一员的秦铮说。
也正是在合力万盛的带领下，诸如中奥延旭等一批主办公司陆续出现，将在华商业赛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不过现在，秦铮觉得商业赛到了转折点，可能不会再出现往昔的繁荣，因为这个市场太混乱了，没有相关组织机构的监管和介入，注定不会有序、正规地开展下去。
而且，商业赛经历近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一支大牌球队来华到意大利超级杯的正式比赛，球迷们的胃口越来越高，花500元买一张球票的他们，对比赛精彩程度和赛事组织都有更高的要求–这恰恰是商业赛所不具备的，很多俱乐部来华比赛更像是在走秀，而不会踢出让球迷满意的比赛来。
正因如此，在去年成立中体博蓝公司后，秦铮并没有把全部目光对准每年七八月份的商业足球赛，而是希望做更持久的品牌。多方调研后，秦铮与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签订了10年合同，未来将会针对高尔夫裁判员、教练员举办巡回赛。“我们希望主办接地气的赛事，不再做一锤子买卖。”秦铮认为，高尔夫尽管属于小众项目，但还是会影响一部分精英人士。
朱晓东也在着手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与欧冠篮球签了5年的赛事合同。在与欧冠官员的接触中，朱晓东发现对方对开发中国市场非常渴望，同时竞技水平与NBA差距也没有那么大。现在，他已经安排了欧冠球队与CBA球队北京金隅、广东宏远在10月10日、12日（2013年）分别打一场篮球商业赛，央视已经答应全力配合转播。“我不想把商业足球赛作为我的负担，如果只有50%的希望赚钱，我就不会做。”朱晓东说。
眼看诸多赛事主办方纷纷转型，曾风光一时的商业赛走入了死胡同，作为阿森纳俱乐部亚洲商务总监的顾彤很是着急。对他以及阿森纳俱乐部来说，缺席中国商业赛带来的损失，只能用其他方式来弥补。今年7月（2013年），阿森纳在日本比赛时，顾彤会组织二三十人的球迷团体前去观赛。而在亚洲行期间，如果有可能，他还会邀请几位球员来中国做活动。
与此同时，顾彤已经把目光对准了下一年。现在已经有几家有意向的公司开始找顾彤商谈，尽管现在还是初步阶段，但他还是非常期待明年商业赛的成功。“与其他国家的合同没签订之前，在中国举办商业赛依然会优先考虑。”顾彤说。
据颜强透露，明年的商业赛主办者可能会出现一些非体育营销公司的身影，它们现在已经在跃跃欲试。这些以经营娱乐产业为主要业务的公司，过去主要是做演唱会，在门票销售上有经验，而且与工体、鸟巢都有合作，有大把资源可以利用。
显然，它们的做法可能会与过去的体育公司不一样，但也仅仅存在于营销和推广层面，商业足球赛市场混乱的整体氛围，却丝毫没有改变。或者说，这些公司的介入，本身就是商业赛市场混乱氛围的其中一个表现。
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商业赛是非常市场化的。在很多国家，商业赛的娱乐意义更大，比如切尔西、阿森纳等球队今年将到访印尼雅加达，其费用大都由当地巨富买单。但在中国则不同，盈利与否是判断赛事是否应该举办的重要标准，而且商业赛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说白了，它就像是政府、主办方、地产商、俱乐部之间的一场游戏，当规则打破了，这场游戏也会随时结束。
或许，在缺乏协调监管和充满“中国特色”的商业赛市场，现如今各大俱乐部中国行难以为继的局面，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注定的。
来源：懒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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